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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中期,随着新兴社会力量崛起、权力结构初步平等化,委内瑞拉建立了由一系列制度和组织机构综合而成的体系"蓬托菲霍体制"。"蓬托菲霍体制"建立之初成效显著,社会中下层可以与精英集团共同分享石油出口收入,使委内瑞拉在一段时期内保持了高度的政治稳定、强劲的内需和工业化的发展。但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起,由于委内瑞拉企业家集团利用其集体行动能力和财富优势,以收买和经济政变方式收服政治精英集团,使用政治庇护主义网络控制劳工集团,并将弱势的城市贫民群体彻底边缘化,导致委内瑞拉的经济效率低下、外债激增、两极分化和政治动荡危机,"蓬托菲霍体制"逐步走向危机和崩溃,委内瑞拉也落入发展陷阱。
欧盟国际社会是"英国学派"地区国际社会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在"英国学派"地区国际社会研究的话语中,欧盟被视为地区概念,具有国际社会属性,遵从地区国际社会的一般逻辑,即欧盟地区的国家行为体和非国家行为体共享与全球层次和其他地区层次国际社会不同的国际社会要素。"英国学派"的欧盟国际社会研究为认识欧洲一体化进程提供了一种独特理论视角。它将欧盟国际社会分为欧盟国家间社会和欧盟世界社会(或跨国社会)两个维度,并将欧洲一体化进程与欧盟国际社会两个维度的形成和扩展联系起来。尽管如此,"英国学派"的欧盟国际社会研究表明,其地区研究仍需在理论建设、议题选择和理论应用三个方面进一步完善。
"英国学派"的世界社会观是"英国学派"理论多元主义的体现,也是超越传统国际关系理论范式二元对立的重要依据。从查尔斯·曼宁到巴里·布赞,几代"英国学派"学者对世界社会的探索推动了世界社会的概念化。"英国学派"的世界社会观有两种类型,即古典规范性解释和布赞的结构性解释,这两种解释分别存在缺陷。基于此,进一步反思世界社会产生所带来的深刻社会转型、所需要的文化根源和变革机制可以发现,"英国学派"的世界社会构想是高度理论化和思辨抽象化的,并没有为人们提供世界社会的清晰形象和未来图景,世界社会被看作乌托邦也是有因可循的。
中苏交恶造就了中国的反苏战备政策。在改革开放初,由于苏联威胁难有定论,中国只得同时推进战备和经济建设。而苏联和越南的扩张刺激中国先后实施了外交公关和边界作战等措施,并形成了通过打击苏联的盟友来消耗苏联的"间接消耗战略"。强力对抗使中国的决策者意识到苏联威胁是有限的,于是调整了中国的安全战略,即以"间接消耗战略"破解苏联的战略包围,支持阿富汗抵抗力量,备战改为裁军。到1985年,中国决策者最终确认苏联威胁是有限的,并将安全判断上升到"和平与发展"的理论高度。苏联为摆脱沉重的负担而约束盟友,满足了中国的安全诉求。
随着亚洲冷战的加剧,美国在亚洲开展持续的冷战心理宣传以争夺人心,而菲律宾也成为美国冷战战略的重要一环。以美国中央情报局外围机构身份而成立的亚洲基金会尤其关注菲律宾农民群体和农村社区建设问题,积极制定并实施了名为"民主种子"社区发展项目。该项目运作十年,是美国对作为亚洲盟友的菲律宾传播美国价值观、实施隐性心理宣传并对美国国内进行冷战动员的一个典型实例。亚洲基金会在菲律宾大力推行"民主种子"项目实质是借用种子援助对菲律宾农民群体进行广泛而深入的心理宣传,从而为美国的冷战战略服务。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日益提升和"一带一路"倡议逐步实施,增强对外部世界的了解和研究成为中国工商界、知识界和决策者共同的诉求。在此背景下,近年来,区域国别研究在中国发展迅速,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也面临不少问题与挑战。那么,什么是区域国别研究?当前,区域国别研究在世界范围内发展现状如何?我国的区域国别研究处于怎样的发展阶段,有何成就与不足?如何看待区域国别研究与国际关系研究的异同?如何优化区域国别研究的人才培养机制以进一步促进学科深入发展?围绕这些学术界关心的问题,本刊特邀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研究生孙志强就上述问题对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任晓教授进行专访。任晓教授的主要研究领域是国际政治理论、东亚国际关系和中国外交,代表性著述包括《走向世界共生》(2019年)、《中国对外援助:理论与实践》(2017年)、《第五种权力》(2015年)、《本土知识的全球意义:论地区研究与21世纪中国社会科学的追求》(2008年)等。